收入跟不上通胀 工资倍增成焦点

作者:admin  发表时间:2016-11-10  阅读:


   一份体面的工资不仅是生活的基本需要,同时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。作为国民收入分配调整计划的一部分,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,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达到7%以上,与经济发展同步。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也提出,“十二五”期间要努力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%以上,职工工资增长15%,5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。

    有媒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,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一份覆盖全社会范围大的“涨工资方案”。该方案除了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外,还有较大范围地提高社会工资、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保障机制、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。

    随后,发改委新闻部门有关人士否认“涨工资方案”一事,并表示:“这肯定又是个谣传,就是有,也属人社部的职责范畴,国家发改委没有这个权力。”

    尽管发改委否认此事,但一石激起千层浪,“工资倍增”一时间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。22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一季度新闻发布会,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回答“工资增长15%”、“十二五”期间翻番的问题时表示,我国已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。

    1.

    我国工资普遍较低

    工资增长是一种趋势

    “工资倍增”计划对广东人来说并不陌生,从2008年开始,广东省就提出将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%以上,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,让职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。但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让这一计划搁浅。如今,许多人的工资收入扣除物价的涨幅仍然在原地踏步。尤其是农民工,收入水平仍然在“最低工资”线上下波动。

   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兆洲也表示,在我国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普遍偏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他说,在企业中,工资一般会占运营成本的50%左右,而我国则不到10%.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%以上,在我国则不到42%,并呈逐年下降趋势,这是不合理的。

    韩兆洲还提到,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珠三角,工资并没有与经济挂钩,经济增长速度较快,而工资并没有明显的增长,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。

    “很多企业都把政府的最低工资当成发给工人的最高工资,靠控制人工成本,增强劳动强度来降低成本,才能保证利润的最大化”,东莞长安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蔡长乐表示。

    这种利润的最大化,让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,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%,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,增长速度超过100%.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,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。不少企业农民工工资与企业利润“绝缘”。

    “这10年企业利润增长曲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,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却是一条水平线。微薄的最低工资支撑着珠三角高速发展”,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,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善,工资低水平将引发工人强烈不满,劳资双方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。

    据了解,从2004年开始,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出现了普遍的民工荒,劳动力供应出现了瓶颈。但对比从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,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,增加了150%左右,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%,而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%左右,只是GDP增加的1/3.

    有关专家认为,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年,是中国的城乡面貌改变最快的10年,也是企业发展最快的10年。可是劳动者的收入在这10年里的增长却非常有限。近年来,一些地方发生的劳资纠纷事件,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劳动者工资偏低,其背后根源是由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缺失,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无法合理增长,收入格局扩大,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

    而对城镇职工来说,这些年虽然工资收入有所增长,但因为油价、房租、医疗和教育费用的增加,通胀的速度远远高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,城镇居民总是感觉自己的收入增速并没有达到统计局公布的水平。因此工资倍增要求强烈。

    2.

    工资倍增不现实

    解决待遇不公是关键

   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兆洲表示,工资5年翻一番这个数字还需要进一步论证“如果加了工资,物价也跟着上涨,就可能引起恶性循环”,他认为,工资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我们必须把工资、经济增长和物价三个因素全面衡量,三者具有联动关系。但工资的公平性却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,让低收入者提高工资迫在眉睫。

    然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说,在目前的情况下,实现工资倍增不现实。

    他认为,就任何一个微观经济单元而言,形成其工资水平的主体,至少可以包括三个:劳动者、雇佣者、制度。劳动者当然希望工资越高越好,雇佣者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。双方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,自己对自己稀缺性的估计,对对方可以替换自己的可能性的估计等等因素,各自决策,相互试探,讨价还价,最终形成了一个工资水平。政府只能是给出工资的指导价,并不能让企业涨工资。

    在他看来,按照目前的政—经结构,盲目采取措施提高工资的结果很可能是工资不公平的进一步扩大。因为,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提高私人企业就业者的工资,那么很有可能,涨工资政策实施的结果是,公务员、垄断国有企业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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